近日，《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重點工作意見》公布，列出今年深化經濟體制9方面39條重點“清單”。其中包括，今年將出臺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指導意見。隨著打車軟件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沖擊，出租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。

　　在39條“清單”中，有關出租車的，不過原則性寥寥數語。但不少都將之從如海的議題中拎出來，或套紅、或加粗，提示：這個行業雖是“硬骨頭”，但頂層設計“啃骨頭”的節奏已啟。

　　“窮則變”。長期以來，在出租車是“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補充”的名義下，國家對出租車行業實行行政許可制度及總量控制制度。近年來，一方面是市民打車難，一方面是出租車司機收入低。加之一些用車軟件攪局，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沉疴更為顯山露水。各地“祥子不拉活兒”的公共事件，顯然無法完全歸罪于“互聯網專車”的發展；的哥的姐與出租車公司的矛盾，也難以靠討價還價來調和。以至于今年1月，《》呼吁，“是時候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了”。

　　改，是箭在弦上的事。何況，浙江義烏已經在原有機制上撕開了一道口子：義烏市日前公布了《出租汽車行業工作方案》，承諾2018年以后放開出租車市場準入和出租車數量的管控，而在2018年前的過渡期，綜合人口、經濟等因素增加出租車運力的投入。按照方案，義烏還將取消營運權有償使用費,降低份子錢，將定價模式向指導價、行業定價、協商定價機制過渡。有人問得很直白，義烏面對的，亦是中國各個城市面對的問題，義烏能改的，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效仿？

　　今年全國“”期間，交通運輸部負責人表示，出租車已到了關鍵時期。所謂“關鍵”，無非是幾個現實因素糾葛在一起：一是行業許可與總量控制已經與中國城鎮化發展格格不入。供需癥結，靠修修補補難以疏解。二是壟斷的出租車公司與成熟的市場機制格格不入。資源配置、收入安排等，長期失衡已釀成諸多苦果。三是過時的產權關系、承包模式與全面深改的大局格格不入。如何重置既得利益的權責關系，是牽一發而動的難題。正因如此，不僅方案相當“”，各方博弈恐怕也在悄悄地進行。

　　按照中央部署，今年將出臺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指導意見。了然以上背景，就更當公開透明的原則，將過程而不僅是事后方案，動態化告知—既便于廣開言、集納民智，也利于新方案贏得更多理解與共識。